马成礼，1936年出生在山东青岛，1979年来深圳，曾任基建工程兵部队某部副参谋长。1983年转业后，曾任深圳市物业公司经理、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以及深业集团总经理、副董事长等职。
1979年3月，为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，中央和广东省设立了深圳市。小镇改市首先要搞基本建设，但深圳市内没多少基建队伍，只有来自海陆丰的搭棚队和开平县的建筑施工队。广东省里的施工队伍又有自己的工程在身，也不愿意到这个缺水缺电、缺油少煤的边陲小镇来。我当时来深圳打前站，考察完后，看到条件如此艰苦，其实我也不想留下来，但军令如山。我没有想到这一留，就从此在这里扎了根。
当时深圳的领导想请基建工程兵来建设深圳，后来批准同意了。1979年6月，由兵总总部、冶金部指挥所和一支队等有关领导组成的考察小组到了深圳，我是考察组的成员之一。当时的深圳市其实还是原来宝安县深圳镇的规模；只有一条小马路贯通200多米左右的镇，大载重车开不进去；只有一个供本地2万人用水的小自来水厂；通信方面只有区区几百台小交换机；原来的镇医院也只有十几个床位。
一支队共有1.8万多名军人和干部要到深圳，一下子全都过来是不可能的，只能一步步来。因此在深圳市建立了一个师的指挥所，直接领导从一团抽调出的三个土建连、一个基建连、一个土方连、一个机械连、一个汽车连和卫生队以及第三十一支队的一个连等，共计2000多人。
1979年11月的一天，到达深圳驻地后，我们把行军锅往垒好的砖头上一放，把柴火一点，将我们自己所带来的东北大米、高粱米一煮，简单地吃了饭。米和咸菜，我们自己带了，没有煤，只有买柴。深圳当时蔬菜短缺，很难再供应上千人的部队。未解决这个问题，每个连配了一辆生活车，每天到惠州淡水和东莞虎门等地拉菜。
当时新园招待所前面有一条排洪沟，也是原来深圳镇居民数十年来的排污通道。晴天一暴晒，就会臭气熏天，蚊子、蚂蟥大量滋生，那时流传的“深圳的蚊子，蛇口的苍蝇”也是由此而来。
1980年初，市领导决定请部队来清理这条排洪沟。我们3个连的战士们忍着恶臭，顶着被蚂蟥、蚊虫叮咬的痛苦下到沟里，工具不够就用自用的脸盆和竹筐把污泥和垃圾运出去。有的战士被熏得晕倒了，被扶到安全地带，清醒了又接着干。最终我们提前了10多天完工，节约了几十吨水泥。我们把臭水沟清理完后，在上面加了盖，成为休闲地，老百姓竖起了大拇指。
1981年夏天的一个早上，下了暴雨，罗湖一片泥涝。市领导心急火燎打来电话说，“老马，你的大吊车能不能借来吊下闸门？”原来，位于蔡屋围的排洪桥有8个闸门，由于变电房被淹，其中六个半都开不了，导致雨水倒灌市区，到了建设路火车站那里，水位最深的已经淹到胸口了。
领导不知道我的吊车也泡在水里开不动了，他追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，于是我开着一辆大克拉斯翻斗车涉水过去，并用手摇电话打给正在友谊商场施工的一个连，请他们派出一个架工班，带着能吊5吨重物的倒链过来。战士们不畏闸门上的蛇，顶着被蚂蟥咬及掉进湍急水流的危险，挂好吊钩。桥上的战士用力拉起了闸门，洪水畅通地流了出去，市区内的水位慢慢退了下来。
干活时不觉得饿，干完才发现一个上午粒米未进。此时有人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，但没有一个人吃。我心想，现在有洪涝，既然人家已经艰难送来了，干活的战士又饿，我就带头吃吧。同时我派参谋给人家把钱送去，结果参谋回来说，这是群众自发的，没法找到人收钱。
1981年，中国电子公司要建20层的电子大厦，一开始他们找了开平的建筑队。为了给部队找任务，我主动找到电子公司的周总经理，希望他把电子大厦的工程交给我们部队。最后他被说服了。随后我们从鞍山调了5吨的塔吊。1981年初，电子大厦破土动工，并赶在1982年之前竣工，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。
电子大厦是当时深圳的第一座高楼，也是深南大道边唯一的高楼。汽车在深南路上行驶时，看电子大厦会有歪斜的错觉。因此，市领导找到我说，“参谋长，你盖楼盖偏了。”我说没有偏，我请他们找市里的技术部门来测，测了之后，证明近百米的大楼垂直误差不超过5厘米，而国家容许误差为10厘米。这证明我们基建工程兵的技术是过硬的。
由于特区快速发展，1981年文锦渡的停车场要扩建，需要大量的土方回填，任务量大，时间也非常紧迫。我们土方连有十几台7吨载重的自动卸货车，就接下了任务。施工时，一辆车一天只能拉6趟，这样的进度不可能按时按量完成任务。因此我们决定每天指标为8趟，多劳多得，超过指标的有奖。
此举发动了战士们动脑筋想办法的积极性。战士们不按照正常上班的时间，晚上先把土装到车里，早上五六点就开始卸车，为避开骄阳和堵车，中午休息，下午、饭后和晚上接着干。这样一天能拉12趟左右，最高的能拉18趟。工程提前完成后，战士们来问我说，参谋长，奖金发不发？
我和副师长等领导研究后认为：不发吧，会失信于战士；由于超额很多，全发的话又太多。最后决定发一半。战士们得到了十几块的奖金，相当于当年一个月的津贴了，都很开心。
1983年，两万名基建工程兵在深圳就地集体转业，成立了党政合一与建设管理合一的建设公司，统管全市的规划和建设。转业时，市里有关同志建议我到物业公司去建国贸大厦，我同意了。于是，我被分配到物业公司当第一任经理，承担建设国贸大厦的任务。
最先我们到广州的白云宾馆参观学习。原本国贸大厦设计上是想比30层的白云宾馆高几层，考虑到深圳的发展速度太快，我们按照“特事特办”的政策，主动加到了53层（地下3层，地面50层）。现在来看，说国贸大厦30年不落后也不为过。
到国外考察取经后，我们决定把国贸大厦的外墙改为玻璃幕墙，并选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奥的斯电梯；顶层增加了中餐旋转餐厅，它使用的大玻璃是世界上最大的玻璃，能承受200公里/小时以上的风压。
由于集资的钱不能满足国贸大厦的建设需要，后续资金和外汇是由物业公司自筹的，为此我们想尽了可行的办法。例如，请求市政府批准我们物业公司所建的其他楼宇、住宅可以外销换外汇，以此作为引进外国先进设备所需的资金等。我们用种种灵活的办法，最终为国贸大厦的建设筹得上亿元资金。
1985年，国贸大厦成为当时全国第一超高层建筑，接待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。“南方谈话”，就发生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里。此外，我们还接待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老布什等。我在物业公司工作的10余年间，国贸大厦共接待了国内外政要及部级以上领导600余人。
1979年3月，为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，中央和广东省设立了深圳市。小镇改市首先要搞基本建设，但深圳市内没多少基建队伍，只有来自海陆丰的搭棚队和开平县的建筑施工队。广东省里的施工队伍又有自己的工程在身，也不愿意到这个缺水缺电、缺油少煤的边陲小镇来。我当时来深圳打前站，考察完后，看到条件如此艰苦，其实我也不想留下来，但军令如山。我没想到这一留，就从此在这里扎了根。
当时深圳的领导想请基建工程兵来建设深圳，后来批准同意了。1979年6月，由兵总总部、冶金部指挥所和一支队等有关领导组成的考察小组到了深圳，我是考察组的成员之一。当时的深圳市其实还是原来宝安县深圳镇的规模；只有一条小马路贯通200多米左右的镇，大载重车开不进去；只有一个供本地2万人用水的小自来水厂；通信方面只有区区几百台小交换机；原来的镇医院也只有十几个床位。
一支队共有1.8万多名军人和干部要到深圳，一下子全都过来是不可能的，只能一步步来。因此在深圳市建立了一个师的指挥所，直接领导从一团抽调出的三个土建连、一个基建连、一个土方连、一个机械连、一个汽车连和卫生队以及第三十一支队的一个连等，共计2000多人。
1979年11月的一天，到达深圳驻地后，我们把行军锅往垒好的砖头上一放，把柴火一点，将自己带来的东北大米、高粱米一煮，简单地吃了饭。米和咸菜，我们自己带了，没有煤，只有买柴。深圳当时蔬菜短缺，很难再供应上千人的部队。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，每个连配了一辆生活车，每天到惠州淡水和东莞虎门等地拉菜。
当时新园招待所前面有一条排洪沟，也是原来深圳镇居民数十年来的排污通道。晴天一暴晒，就会臭气熏天，蚊子、蚂蟥大量滋生，那时流传的“深圳的蚊子，蛇口的苍蝇”也是由此而来。
1980年初，市领导决定请部队来清理这条排洪沟。我们3个连的战士们忍着恶臭，顶着被蚂蟥、蚊虫叮咬的痛苦下到沟里，工具不够就用自用的脸盆和竹筐把污泥和垃圾运出去。有的战士被熏得晕倒了，被扶到安全地带，清醒了又接着干。最终我们提前了10多天完工，节约了几十吨水泥。我们把臭水沟清理完后，在上面加了盖，成为休闲地，老百姓竖起了大拇指。
1981年夏天的一个早上，下了暴雨，罗湖一片泥涝。市领导心急火燎打来电话说，“老马，你的大吊车能不能借来吊下闸门？”原来，位于蔡屋围的排洪桥有8个闸门，由于变电房被淹，其中六个半都开不了，导致雨水倒灌市区，到了建设路火车站那里，水位最深的已经淹到胸口了。
领导不知道我的吊车也泡在水里开不动了，他追问还有无另外的办法，于是我开着一辆大克拉斯翻斗车涉水过去，并用手摇电话打给正在友谊商场施工的一个连，请他们派出一个架工班，带着能吊5吨重物的倒链过来。战士们不畏闸门上的蛇，顶着被蚂蟥咬及掉进湍急水流的危险，挂好吊钩。桥上的战士用力拉起了闸门，洪水畅通地流了出去，市区内的水位慢慢退了下来。
干活时不觉得饿，干完才发现一个上午粒米未进。此时有人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，但没有一个人吃。我心想，现在有洪涝，既然人家已经艰难送来了，干活的战士又饿，我就带头吃吧。同时我派参谋给人家把钱送去，结果参谋回来说，这是群众自发的，没法找到人收钱。
1981年，中国电子公司要建20层的电子大厦，一开始他们找了开平的建筑队。为了给部队找任务，我主动找到电子公司的周总经理，希望他把电子大厦的工程交给我们部队。最后他被说服了。随后我们从鞍山调了5吨的塔吊。1981年初，电子大厦破土动工，并赶在1982年之前竣工，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。
电子大厦是当时深圳的第一座高楼，也是深南大道边唯一的高楼。汽车在深南路上行驶时，看电子大厦会有歪斜的错觉。因此，市领导找到我说，“参谋长，你盖楼盖偏了。”我说没有偏，我请他们找市里的技术部门来测，测了之后，证明近百米的大楼垂直误差不超过5厘米，而国家容许误差为10厘米。这证明我们基建工程兵的技术是过硬的。
由于特区加快速度进行发展，1981年文锦渡的停车场要扩建，需要大量的土方回填，任务量大，时间也非常紧迫。我们土方连有十几台7吨载重的自动卸货车，就接下了任务。施工时，一辆车一天只能拉6趟，这样的进度不可能按时按量达成目标。因此我们决定每天指标为8趟，多劳多得，超过指标的有奖。
此举发动了战士们动脑筋想办法的积极性。战士们不按照正常上班的时间，晚上先把土装到车里，早上五六点就开始卸车，为避开骄阳和堵车，中午休息，下午、饭后和晚上接着干。这样一天能拉12趟左右，最高的能拉18趟。工程提前完成后，战士们来问我说，参谋长，奖金发不发？
我和副师长等领导研究后认为：不发吧，会失信于战士；由于超额很多，全发的话又太多。最后决定发一半。战士们得到了十几块的奖金，相当于当年一个月的津贴了，都很开心。
1983年，两万名基建工程兵在深圳就地集体转业，成立了党政合一与建设管理合一的建设公司，统管全市的规划和建设。转业时，市里有关同志建议我到物业公司去建国贸大厦，我同意了。于是，我被分配到物业公司当第一任经理，承担建设国贸大厦的任务。
最先我们到广州的白云宾馆参观学习。原本国贸大厦设计上是想比30层的白云宾馆高几层，考虑到深圳的发展速度太快，我们按照“特事特办”的政策，主动加到了53层（地下3层，地面50层）。现在来看，说国贸大厦30年不落后也不为过。
到国外考察取经后，我们决定把国贸大厦的外墙改为玻璃幕墙，并选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奥的斯电梯；顶层增加了中餐旋转餐厅，它使用的大玻璃是世界上最大的玻璃，能承受200公里/小时之后的风压。
由于集资的钱不能够满足国贸大厦的建设需要，后续资金和外汇是由物业公司自筹的，为此我们想尽了可行的办法。例如，请求市政府批准我们物业公司所建的其他楼宇、住宅可以外销换外汇，以此作为引进外国先进设备所需的资金等。我们用种种灵活的办法，最终为国贸大厦的建设筹得上亿元资金。
1985年，国贸大厦成为当时全国第一超高层建筑，接待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。“南方谈话”，就发生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里。此外，我们还接待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老布什等。我在物业公司工作的10余年间，国贸大厦共接待了国内外政要及部级以上领导600余人。
